不久前，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蔡东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。他并不是个案，而是今年任命的第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。如今，全国已有约一半的省级政府配备了“金融副省长”。
“金融副省长”，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。外界给这一部分官员贴上一个群体标签——他们一般出自银行类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，在金融系统历练多年后，被地方委以重任。
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，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。中央如此密集布局传递了什么信号？这些空降的“金融副省长”有哪些特点？他们又将如何承担使命，搞活地方经济
“金融副省长”正成为各省市“标配”，成为政坛生力军。
自2018年起，除了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，中央开始频繁从金融系统抽调高级干部“空降”省级政府，短短两年内，13位“金融副省长”亮相。
如今，全国已有16个省级政府（包括四大直辖市）配备了“金融副省长”，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。
一、16位“金融副省长”的5个特点
现任“金融副省长”一览表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表格中不含欧阳卫民，在2018年1月担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前，他在央行系统工作了约20年，近期（10月24日）回归金融圈，履新国家开发银行行长。
这1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的群体画像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1.金融履历丰富
细数工作履历，16位“金融副省长”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，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。
他们赴任地方之前，几乎均担任过五大行的副行长，或者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多年，其中3人来自中国证监会、13位来自央行或国有五大银行。这些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不少有跨行任职的经历，或担任过多地分行行长。而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，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。
2.地域上均衡布局
从近两年中央“配齐”“金融副省长”的路径来看，先是江浙和四个直辖市等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，然后逐步向中西、东北、西南地区拓展，覆盖四川、辽宁、贵州等省，开始尝试啃“硬骨头”。
如今，既有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大省，要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，也有在辽宁、吉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，担起金融助力东北振兴重任，还有在山西、四川、贵州等中西部地区，谋划崛起之势。
3.年轻化
和以往省级副职官员相比，这些“金融副省长”以“65后”居多，其中还有6名“70后”，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。这在省级干部群体中并不多见。
目前，全国一共只有11位“70后”副省长，金融系统出身的就占了6席。1972年出生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是年龄最小者，今年只有47岁。
4.高学历
从履历看，这些“金融副省长”普遍毕业于名校，拥有高学历，其中9人是经济学博士，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的亮眼“学霸”。
唯一的女性郭宁宁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，李波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、哈佛大学法学院职业法律专业博士学位。还值得关注的是，其中两位曾经是大学教师。
江苏省副省长王江，曾于1992年-1999年担任山东经济学院财金系副主任、副教授；云南省副省长陈舜，曾于1988年-1991年担任云南财贸学院教师。
5.国际化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数名“金融副省长”曾有海外学习、工作经验。
吴清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完本科之后，又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；殷勇在获得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和企业管理双学士后，赴哈佛大学取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；李云泽曾赴美参加美国银行跟岗培训。
此外，大多“金融副省长”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历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做了一个统计：
葛海蛟曾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，后任农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；郭宁宁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和新加坡分行行长等职；殷勇更是曾任中国投资公司（新加坡）总经理，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供职多年。
随着中国在金融国际化领域的不断突围，拥有海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，更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，开拓国际视野。
二、经济转型下的“救火队长”
“金融副省长”为何此时密集布局？
在2018年之前，金融系统官员到地方任职，大多在地市级政府，鲜有省级政府。此前，省级层面最有名的“金融省长”当属郭树清。
据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分析，“金融副省长”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。其大背景则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，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。
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，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。全国来看，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，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企。地方层面，隐性债务不断膨胀，债券违约、P2P乱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。在市场人士看来，这些问题亟待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。
舆论认为与其说“金融副省长”是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加码，毋宁说其角色堪比“救火队长”。
这波副省长的密集任命可谓是顺势而为，尤其大多数是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集中就位。此次会议明确提出：
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，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。
要坚持中央统一规则，压实地方监管责任，加强金融监管问责。
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，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。
会议召开5天后，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，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。
2018年以来，各地陆续挂牌地方金融监管局。地方金融监管被赋予更高的监管权限和监管职能，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员。
从这些“金融副省长”的履历和任职的省份来看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领域的宏观战略部署，主要围绕三条线：
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视、不断趋紧的金融风险防控和以互联网金融为抓手的金融数字化、智慧化。
相比于其他省级官员，金融高官赴任省级干部，连接中央与地方，他们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，同时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，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和金融改革。
三、让外界充满期待的“空降”
从金融系统高级干部“变身”地方大员，“金融副省长”的“空降”让地方充满期待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央高层的地方重要人事任命已愈加成熟，而且更加注重专业以及实操能力。较之于以前的政治官员相比，技术官员更容易在自己所熟悉所擅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不论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有序化解债务风险，还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腾笼换鸟，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，而“金融副省长”一般特有金融资源协调能力。
关于明年形势的判断，经济学家魏杰的观点有很强的警醒意义：
明年仍然是还债的高峰期，必须要保证资金供给正常，否则债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导致所谓的金融危机。
还要稳定金融秩序，稳定房地产产业，最近要解决金融地产化和地产金融化的问题。
明年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、明年仍然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。
金融杠杆是“双刃剑”：运用得好，能优化资源配置，促进经济发展；运用得不好，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。“金融副省长”可以凭借着自身强大的金融资源调动能力，有的放矢地拆解地方重大金融风险，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。
刚刚履新贵州省副省长不满一月的工商银行原副行长谭炯，于10月18日带队到上交所举办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，引发债市较大反响。
不止是贵州，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，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：隐性债务规模不小，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；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，事关社会稳定。谭炯的措施显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某种程度上，“金融副省长”的任职还能增加外界对所任职地方经济的关注和信心，尤其是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的东北。在东北，融资难是企业面临的难题，金融一直处于失血状态。
在今年7月30日，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张立林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。他履新仅3个月，就出席了“金融助振兴—辽宁行动”主旨会议，并代表省政府分别与国开行、五大国有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。
而从年初公布的各省银行不良贷款率看，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国最高，高达4.28％。在此背景下，蔡东“空降”吉林，“救火”的任务迫在眉睫。他的后续动作亦值得期待。
实际上，在16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中，除了金融事务，他们还分管商务、住建、国资等事务。目前已知的是，2016年11月任云南省副省长陈舜是唯一不分管金融的副省长，分管精准扶贫、教育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等（来自云南省政府官网）。
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，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、发展经济，其成绩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。
《新华日报》曾报道称，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。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成绩明显：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，引进金融机构127家，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；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。此外，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、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。
四、结束语
据报道，后续仍有四大行副行长有望赴任地方，金融系统为地方输送专业型官员的渠道将愈发畅通。
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，“金融副省长”如何在任期内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，处置金融风险，搞活地方经济，给外界了诸多信心，但同时避免不作为、不敢为、只是镀金升职，这尚需更多时间观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