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，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，不是这里失败，就是那里失败，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，其他干部对他指指点点：
博古心虚得不行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，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，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，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，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。
而三人团中的博古、李德穿一条裤子，周恩来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，所以大权依然在博古手里。但任何统帅地位都是争取来的，能带领大家取得多大的胜利，地位就有多么稳固，除此之外都是虚的。博古不懂这个道理，毛泽东明白，他决定和过去决裂，重新开始工作。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，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，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，而且越说越起劲。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，三人成天喷博古，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，最后三人形成共识——博古不行。
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，毛泽东态度很强硬：“分散到军团可以，但是我和张闻天、王稼祥要在一起。”博古说不行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在一起......那行，随你们吧。就这样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走到一起，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、谈政治、说军事，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：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，红军由出发时的8.6万人减员到3万人，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，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。毛泽东心里着急：“到底怎么做，才能挽救党和红军？”和以前一样，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？那样的话，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，党内高层更通不过，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。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，接下来，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，团结其他同志，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。12月11日，红军占领通道县，准备召开一个会议，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。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，毛泽东不同意，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，找贺龙是死路一条，只有向西，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。
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，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，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。但是度过危险之后，博古和李德反悔了，又要转头去找贺龙。如果是以前，毛泽东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又放弃，大概率是闹辞职，然后怼别人什么都不懂。但是现在的毛泽东没脾气了，心平气和的向中央建议，找地方再开个会，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。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，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，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，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，然后找个地方再开会，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。王稼祥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，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，只能少数服从多数。当然，毛泽东能在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取得胜利，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面临绝境，反正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，那么不妨试一下毛泽东的办法，死马当成活马医吧。直到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，才能发现毛泽东的转变多么彻底。
1935年1月15日，遵义会议召开，凡是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，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。博古第一个发言，说了一堆车轱辘话之后，也承担了军事失败的责任，但失败不是自己无能，而是国军太狡猾。周恩来第二个发言，已经有点针对博古了，坦诚说敌人很强大，但军事失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，并且承担了自己的责任。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，说的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，完全是针对博古的，直接否定博古的领导地位。看看，一个比一个激烈，一个比一个直指问题核心，但是这些还不够。他足足说了一个小时，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错误，说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败的原因，又延伸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，以及日后应该怎么办。毛泽东说这些的时候，不是张嘴就来的胡说，而是用事实举例说明：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、那场失败是不是他打的，你们之所以失败，原因是......
而且他作报告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借军事失败清算留苏派的意思，而是完全集中在军事领域，再具体一点，批判的是李德。因为李德是军事一把手嘛，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出自李德之手。
这就相当于毛泽东替大家解围，留苏同志和国内同志都是好的，以前的革命方法也没错，出现重大失败完全是军事指挥导致的，只要改变军事指挥方式，我们没问题的。所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掉，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，做了周恩来的军事助手。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人，但崛起之势已经不可阻挡，大家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，毛泽东也真正团结了大多数。但是他要用争取来的机会，施展自己真正的实力，表演了得意一辈子的四渡赤水。
